那是1948年的9月，刚开学，河南各地的多所中学便奉命南迁，连我在内的近千名十六、七岁的孩子，仓促间离开了各自家长，懵懂中开始了近八个月的流亡生涯。

当时的国内局势，解放军已取得了几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，且顺利渡江，上海解放指日可待。学校承诺说，学生们到了南方可远离战火，免费享用公费教育，而实际上，此举是为蒋介石日后反攻大陆储备必要的人力资源。

抵达浙江金华后，学生中的“左翼分子”揭露了这个真相，学生们于是面临了两种不同的选择。之后，一部分的学生随学校的安排，经“两广”赴台湾，另一部分学生和我一样，留下等待解放军的到来。

留下来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长途跋涉与家庭失联的我们，除了一所破庙可供栖身，全部衣食无着、饥寒交迫。不知算不算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，我们“各显神通”，纷纷做起了小生意，先是在浙江金华闹市摆摊，出售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和生活用品，然后用这点可怜的“本钱”，跑起了形形色色的小“单帮”。所谓“单帮”，就是两头进出货，从中赚个小差价。我们每次卖完笋，都是在上海大世界买上几条当时畅销的“美丽牌”香烟，再趴货车回金华出手。

我的所谓“生意”，是和几个同学合伙买上一大麻袋的冬笋，半夜趴上运货的列车去上海卖。货车开开停停，一个昼夜才抵达上海，从上海西站的铁丝网缺口拖出麻袋，人已冻饿到极致。天还没亮，敲开车站附近的小饭馆，好说歹说，老板才同意用最大的冬笋换一碗阳春面。等到终于把麻袋弄到徐家汇的一处小菜场，陪尽笑脸摆下摊子，又因为没有秤束手无策。总算借好心人的秤开了张，谁知上海的老阿姨买菜习惯“买大送小”，称完笋后，不由分说定要白拿一只小笋，且拿了就跑，追也追不回头。结果卖完笋一结账，非但不赚，还赔了哥几个吃饭的钱。

如此跑了几个月的“单帮”，吃尽颠沛煤烟之苦，终于在1949年的5月17日夜间，迎来了金华的解放。18日一大早，我和我的同学们便赶到解放军的临时驻地，光荣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

当时的形势是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，渡江之后，上海解放在即，全国除西南、海南及两广等少数地区之外，大部分已经解放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垮台的命运已成定局。而广大人民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此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充满了期盼，希望共产党、解放军早日到来以获得解放。

我所在的部队在安徽做了数月的准备后，参加到解放云贵川康大西南的行军作战中，此时，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部署，向各野战军发出了继续西进的命令。毛主席指出：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在这个情况下，全军做好了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，我们二野三兵团就是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的主力部队之一。我有幸直接参与了解放彭水、重庆、万县等战役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“红小鬼”。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清早推开窗门，有上海人看到，外面屋檐下和马路上睡满了解放军，无论是官是兵，均是席地而卧。有的人疑惑“国军给赶走之后，还会回来吗？”而我却深深地意识到，“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国民党军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山岳放歌，朝霞满天，江河奔腾，旗帜飘扬。祖国70年的巨变，前程辉煌。如今的我，以离休干部的待遇安享晚年。回首往事，常常感慨万千。1948年，我与同学们在金华那所破庙里做出的抉择多么重要，倘若一念之差选择了跟随学校去台湾，那么今天的我，可就是另一种身份——离乡背井的“台湾老兵”啦！

李毓章同志常说，“因为我在入党宣誓时就承诺，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党员是没有离休的。”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虽然离休多年，但是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念。这就是资产（上海）离休干部李毓章，一个永葆党的革命青春、充满活力的老党员。